要认识到，FLY电脑笔的创新程度看上去与贝多芬的交响曲或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相差很远，但它们没有本质的不同。直到最近，研究者仍然把创新分为两类：大创新，指取得卓越成就和有巨大影响力的产品，如集成电路的发明，或者马克·吐温创作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小创新，指每天都有所改善的进步，例如制作商业电视广告片，或者花店里花束的摆放等。但是俄勒冈大学的罗纳德·贝格托（Ronald A. Beghetto）和加州州立大学的詹姆斯·考夫曼（James C. Kaufman）都认为，两种类型的创新都处在“同样的开发连续体上”，这个连续体甚至延伸到他们所谓的微创新的层面。在这个框架下，“所有层次的创新都沿着这样的轨迹发展，从对个人而言新颖和有意义的创新开始，然后进步到人们相互认可的新颖和有意义的创新，最后发展成为卓越的创造性成就”。

  这种观点非常重要，因为它归纳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创新性成就和其他成就一样，也是用同样方式取得的。就像贝格托和考夫曼指出的那样，“大创新更多是基于某种领域内大量的刻意练习，而不是源自一些人的某种基因遗传天赋”。

  这就是说，创新者变得伟大的方式，和任何人变得伟大的方式其实是一样的。

  然而我们仍然看到,很多研究确实发现了这样的问题：人们重复处理同类问题的时候，经常会被陈规牵绊。这些现象如何与现实中我们所看到的创新者的经历联系起来呢？当我们更仔细看看这些研究时，答案就出现了。在前面提到的著名的水壶实验中，研究人员给予受试者水壶和5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可以用装满水壶后再转移的方法去解决。然后研究人员再给受试者另一组不同的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只能以更简单的方法来解决，但受试者无法做到。这种结果说明，对问题太熟悉会阻碍一个人看到创新性的解决方法。

  但是，如果后退一步再看看这个情况，我们就会看到，它与现实中创新人士的情况不同。研究者并没有为这些问题付出很多心血，也没有花费数千个小时去弄懂这一类型的问题。他们了解的所有关于这个领域的知识，都来自那5个研究人员提前设计好、向他们展示的能用同样的方法来解决的问题。如果从这个研究中得出受试者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不同问题的结论，那我们也不应该感到吃惊。我们当然无法从这个研究结果中看到有多少因素会促进或阻碍伟大的创新者。这个实验被用来说明，当人们沉浸于解决某些特殊类型的问题时会发生什么事情；而同时，它也可以用来说明，当人们没有足够沉浸于他们的领域里解决问题时会发生什么事情，后者可能会更有说服力。这个实验中另一些没有接触到先前问题的受试者能够发现更简单的解决办法，而更有经验的受试者却无法发现；但这个研究没有涉及我们最感兴趣的对象，那些花了大量时间去研究相关问题的研究对象。这个研究非常有趣且很有名，但与我们之前看到的有关伟大发明家和创新者的经历毫不矛盾。

  那么，那些伟大作品真的是突然出现，在创作者的头脑里完整形成的神话故事吗？答案很简单：不是这样的。柯勒律治不仅诗写得好，也擅长公关，因为一个批评家说，柯勒律治编造一些梦境故事来促进其诗歌的销售。但无论如何，后人发现了这部诗作的早期版本，从中可以看到，它在出版前经过了大量修改。甚至柯勒律治自己在这个故事中也说，他在阅读17世纪一部名为《朝拜之旅》（Pilgrimage ）的著作时，逐渐沉醉于吸食少量鸦片后的睡眠中，醒来后创作了著名诗句“上都坐忽必烈汗，恢宏皇城乐御邦”。但正如评论家约翰·洛斯发现的那样，《朝拜之旅》描绘的可汗都市也是这样开始的：“忽必烈汗于上都修建恢宏皇城”。像所有伟大创作者一样，柯勒律治的作品同样是在现有的基础之上创作出来的。

  亚伯拉罕·林肯的笔并没有提到，当他骑马上战场时，他在一个信封上写下葛底斯堡演讲的不朽措辞的事实，然而，在白宫，人们发现了有关这篇演讲的几个草稿。就阿基米德而言，在他当时大量的著作或者同时代人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这个浴盆故事，也没有可以支持甚至暗示这个故事发生的只言片语，所以学者们认为这只是一个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