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创新和创造通常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创意的产生就像阿基米德产生某个伟大想法的过程一样，所有的事情在突然之间变得如此清晰，一个新发现突然之间产生了。

  我们这样想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在学校了解到，历史就充满着这样的故事。通常这些故事都是令人难忘的。阿基米德洗澡时发现，可以通过排出的水来计算不规则物体的体积，这让他狂喜地在大街上裸奔。这个画面，没有一个学生会忘记。同样，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林肯在去葛底斯堡的路上突然灵感大发，写下了美国历史上最具雄辩力的演讲词。或者我们想到英国诗人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他说，他从吸食鸦片后的睡梦中醒来，《忽必烈汗》中的两三百句诗句已经在他心中形成。伟大的创造者似乎总是一次次被闪电击中，进而看到了一些以前从未被其他人看到或想到的景象。

  另一种观点是，创造力有时候会被过多的知识所累。我们经常会说，某个人“离问题太近了”，以致看不到解决方法。更广泛的原则是，如果一个人对某种情形、某项业务或某个领域知道得过多，他就不会有那种没有被该领域牵绊太多的人拥有的洞察力。爱德华·德·博诺（Edward de Bono），世界上最著名的关于创新思考的商业顾问，非常明确地阐述了这种观点：“某个领域太多的经验会限制创造力，因为你非常了解一件事‘应该如何做’，以致不能跳出框框想到新主意。”

  但我们仍然有很好的理由相信这种观点。我们已经在无数组织中看到这样的例子：为什么西联汇款没有发明电话？为什么美国钢铁公司没能建造小钢铁厂？为什么IBM没有发明个人电脑？诸如此类，那些组织都知道需要新技术或者进行创新，但是它们很多都失败了。

  在个人层面，故事也是相同的。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学教授迪安·基思·西蒙顿对1450—1850年出生的300多位极具创造力的杰出人士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研究，如达·芬奇、伽利略、贝多芬和伦勃朗等。他考察了以上每个人所接受的正规教育，并且用众多出版物描述他们和引用他们言论的多少来衡量每个人的卓越程度。他在教育水平和卓越程度之间绘出一幅曲线图，曲线看起来就像一个倒U形：最杰出的发明家接受程度适中、基本上等同于大学中等水平的教育。教育程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减弱他们的创造力。

  其他研究者似乎也认同博诺的观点。在60年前开始的一系列著名研究中，亚伯拉罕·卢钦斯（Abraham Luchins）和艾迪思·卢钦斯（Edith Luchins）让一组研究对象使用一套不同容积的水壶来测量特定数量的水。例如，这些水壶分别能装127单位、21单位和3单位体积的水。然后他们让受试者用这些容器来精确测量100单位体积的水。开始的时候，受试者学会用一套例行方法来完成几次测量任务。接着，研究人员布置这样一个测量任务，受试者可以用他们学到的方法去测量，也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去测量，他们总是想不到那个更简单的办法。当他们再被要求去完成一个任务，且必须用一个简单的新方法完成时，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新的方法，而是继续使用他们已经知道的方法；而那些从未学过旧方法的人很容易发现那个简单的方法。

  这些概念已经渗透到我们关于创新的观点中，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形成了这两种核心观念：灵感会在准备充分或时机很好时突现；如果你想找到一个问题的创造性解决方法，最好找到某个对情况有所了解但知道得并不是很多的人。这两种观念看上去虽然有据可依，但会误导我们，阻止我们不去进行我们可以做到的创造和创新。刻意练习和杰出成就原则的本质告诉我们，为了寻找解决问题的创造性方法，知识是你的朋友，不是敌人，而且越多越好。它还告诉我们，创新并不是一次闪电，不会稍纵即逝、无法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