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领域内的最伟大创新者，如商业、科学、绘画、音乐等领域的创新者，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在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之前，他们都花费了多年时间去做大量准备工作。创造性成就从来不是不速之客，虽然有些创造者后来宣称他们突然发明了一样东西。不论是晶体管收音机、甲壳虫乐队的经典专辑《佩珀军士的孤独心灵俱乐部乐队》（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移动电话，还是毕加索的伟大作品《亚维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 ），它们都是创作者或发明者经过早期极其艰辛的努力后才实现的，大多数创新性产品本身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研发期。伟大的创新就像玫瑰，它需要长期的细心呵护培育才会开花。
证据是非常一致的。一项研究从各个历史时期挑选出76位作曲家，然后根据目前可以查到的唱片和记录来研究他们什么时候创作出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作品。主持该研究的约翰·海耶斯（John R. Hayes）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教授，他鉴别了500多件作品。就像天普大学教授罗伯特·维斯伯格（Robert W. Weisberg）总结的那样：“在这些作品中，只有三件是在他们创作生涯头10年完成的，并且这三件作品都是在第8年到第9年完成的。”在开始的10年左右时间里，那些杰出人士并没有创作出什么引人注目的作品。海耶斯教授把这个漫长而必需的准备期称为“10年沉默期”；在创作出任何有价值的作品之前，这个时期都是必须经历的。
在对131位画家的类似研究中，他发现了同样的规律。画家们的准备期短一些，只有6年，但已经相当可观且无法忽略，即使是毕加索这样世人公认的天才也如此。
另一个涉及66位诗人的研究发现，只有几位可以在10年内创作出令人瞩目的作品，但没有一个可以用少于5年的时间。66位诗人中，有55位需要10年或以上的时间。
研究人员的这些发现明确地提醒我们，在任何领域中，杰出人士都有着一个“10年规则”。有些研究人员没有特意去寻找这条规则的线索，但依然发现了这个规则。哈佛大学的霍华德·加德纳教授著有一套名为《创造性大脑》（Creating Mind ）的丛书，丛书论及20世纪早期7位最伟大的创造者：爱因斯坦、艾略特、弗洛伊德、圣雄甘地、玛撒·格雷厄姆、毕加索和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没有比这更广泛的领域了。加德纳并没有打算证明或者反驳他们需要多少工作量才能取得这样的成就，但在他的研究总结里，他写道：“在整个研究中，我已经被这个‘10年规则’的作用过程深深折服。如果一个人像毕加索那样在4岁就开始练习，少年的时候便可以成为大师；像斯特拉文斯基这样的作曲家和像格雷厄姆这样的舞蹈家，因为他们在青春期晚期才开始创造性尝试，所以他们在接近30岁时才开始突飞猛进。”
即使是甲壳虫乐队也无法逃脱在创作重要作品之前必须进行的深入和广泛的准备工作。天普大学的维斯伯格教授研究了这个乐队的职业生涯，发现他们在被世界听说之前，花了数千小时一起练习演唱，这一数字与刻意练习的描述颇为相似。在早期的时候，他们很少演奏自己的歌曲，而且这些歌曲也完全没有特色；如果他们在成功之前没有潜心在自己身上进行足够长时间的发掘，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认识他们。这个乐队的第一部成功作品是《请使我高兴》（Please Please Me，1963 ），由约翰·列侬和保罗·麦卡特尼在一起工作5年半后创作出来。有人可能会争论说，这首歌曲虽然很成功，但算不上创新成就，然而在当时的流行音乐界，它无论如何都绝对称得上是重大创新。等到这个乐队发展的中期，他们制作了自己的唱片《橡胶灵魂》（Rubber Soul ）、《左轮手枪》（Revolver ）、《佩珀军士的孤独心灵俱乐部乐队》。这些全部由原创音乐组成的唱片改变了整个音乐界。而到《佩珀军士的孤独心灵俱乐部乐队》时期，列侬和麦卡特尼已经在一起异常辛苦地工作了10年。
在长期的准备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看上去就像是通过刻意练习来获得相关领域的知识那样。这绝对需要深深沉浸在某一领域中，且很多时候需要有老师的指导才能完成。但即使没有，那些创新者似乎也有着足够强烈的动力去学习尽可能多领域内的知识去提升自己，把自己推至超越个人的极限，最后超越了行业的局限。加德纳回顾了7位伟大创新者的故事，看到如此多的共同线索后他把这些线索组合成一个综合人物，他把这个人物称为“模范创新者”（Exemplary Creator），缩写为EC。他说：“到青春期或成年生活的早期为止，EC已经投入了10年时间去掌握自己所处的领域，并且接近行业的前沿；他觉得已经无法从家人和本地专家那里获得更多知识，所以他感觉到一股冲动，让自己和行业内其他领先人物一比高低。结果，EC冒险到了都市里，这个自己所处领域所有重要活动发生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些有关刻意练习的明显要素：为了掌握自己所处领域的知识，必须做出巨大的投入；渴望得到更进一步的知识；不断把自己推离舒适区。随着这个推力继续下去，最后，“EC发现了一个问题领域或自己特别感兴趣的领域后，他决心要征服那些未知领域”。这个过程永远都不会容易，所以我们能从中看到更多杰出人士的相似特质：“EC时时刻刻都在努力，对自己和他人提出难以想象的要求，不断提高标准。在威廉·巴特勒·叶芝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出，叶芝要求工作的完美程度超过了要求生命的完美。”每当我们看到刻意练习带来伟大成就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这些杰出人士对自己极其苛刻的要求。
这些艺术方面的例子都与商业密切相关，因为现今许多重要的商业创新都来自人类右脑的审美创作。许多其他重要的商业创新则发生在科学领域内，在这里，太多知识会阻挠创新的观点就更难得到支持了。想一下，20世纪整个科学领域里最值得庆祝的创新例子之一，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发现了DNA。维斯伯格教授通过详尽的研究表明，另外一些卓越的科学家，例如李乐斯·鲍林（Linus Pauling），极有可能在另一些研究上获得诺贝尔奖，因为他也试图在同一时间里从不同的角度解决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假设对一个问题太熟悉是一个缺点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希望看到，沃森和克里克在研究过程中被其他研究者及他们的大量数据所困扰，但在现实中，这个故事刚好相反。
在那个互联网出现以前的时代（20世纪50年代早期），研究成果远远没有今天这样容易被传播开来，并且维斯伯格也展示了沃森和克里克是怎样找到那些论文、X光片、原始素材，包括对X射线结晶学和物理学的理解，并且将它们结合起来，使之成为非常重要且任何其他人完全没有掌握的知识。具体来说，沃森和克里克得到的信息引导他们演绎出两股的螺旋结构（鲍林曾经认为是三股），并且那些螺旋结构都在外部与“基点”结合在一起，而台阶在螺旋式阶梯的内部（一些学者认为那些基点是从螺旋结构开始向外延伸的）。他们能够计算出螺旋结构的倾斜度，即螺旋部分的角度，并且看到那些接点是怎样彼此连接起来的。
沃森和克里克并不是最先发现这些零碎片段的科学家，其他科学家很早就认识到，这些螺旋结构应该是两股，而不是一股或三股。另外有两个团队在沃森和克里克之前就已经意识到，这些螺旋结构是在分子的外部。然而沃森和克里克最早完全掌握了DNA分子结构，因为他们，且只有他们，掌握了所有必需的事实。就像维斯伯格的结论那样：“人们不必猜测沃森和克里克是否和其他科学家不同（或更好）。他们只是得到了所有关于DNA正确结构的信息，而其他人没有罢了。”
如果我们想要寻找太多知识或者太熟悉某个问题可能会阻碍我们创新的证据，那我们恐怕无法在研究中找到。而且所有证据都指向相反的方向。最卓越的创新者一直以来都是那些始终如一、完全沉醉于自己的领域的人，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里积累了大量知识，并不断把自己推向行业前沿。
然而，过多的学校教育会降低创新成就的证据又是怎么回事呢？这个矛盾可能远远没有看上去那么大。更加明显的是，多年的学校教育可能不是获得行业知识的最好方法，尤其是在某些特殊领域。例如，某个文学博士掌握了大量的关于文学历史和欣赏方面的知识，但如果要去创作文学作品，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领域，需要不同的技能和知识。所以，在许多创新领域，拥有高学历的人总是谨慎地选择通向大学教授的道路，而不是在该领域中以创作为生。那些有着多年正规学校教育的人在创新方面的成就较少，这种现象相当合理。
在科技领域中，情况有所不同。在如今这个时代，对于寻找更多创造性方法来解决问题，高等教育是绝对需要的。一个大学二年级学生是不可能治愈癌症的。这是今天世界的现实。但我们要记住，受教育程度越高创造力越低的现象只是出现在1450—1850年这段时期。在这段时期的前半期，科学几乎不存在，在基础科学原则还没有被发现的情况下，即使上了大学，也不会让你掌握多少科学知识。在这段“前科学”的研究时期，正规学校教育和卓越创造力没有联系，这并不令人吃惊。总之，在许多领域里，领域知识与正规学校教育只有很小的联系。
更多情况下，那些伟大的创新者并没有让知识成为拖累，而是成为滋养。他们通过我们之前看到的一个过程来获得知识，这就是持续多年的高强度的刻意练习。